智慧校园覆盖面很广，首要是智慧课堂建设，然后是智慧管理。从2018年启动智慧校园建设至今，全国已有1000所智慧校园试点，教育研究机构对这些示范学校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在2020年末尾，我们尝试从大量经验中总结几点有代表性的共识，为教育科技企业的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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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首先从智慧课堂开始
学校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利用智慧工具推动“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提高师生的智慧是智慧校园建设的根本目的，这一点得到了几乎所有校长的认同。
不管是创新课程体系、开展选课走班制、项目式学习，都是基于“怎么用技术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智慧”的探索。
图：东莞市松山湖实验学校
正如东莞市松山湖实验学校校长万飞说：“智慧课堂首先是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其次是基于数据的课堂，可以通过平板设备的数据进行学情分析，教师进行精准施教，这样的课堂高效、个性化，便于学生更好开展合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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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动起来”需要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
推行智慧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用技术手段更好地培养人，培养更好的人，用更好的方式培养人，最终目标应该落实到培养人上。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培养会用、善于用技术培养人的教师，能够正确运用技术进行学习的学生，所以师生的信息素养提升在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校长的一致认同。
然而教师往往具有文化人的特质，拥有足够的自信，能够吸引和打动他们的东西很少。所以要让一线教师主动尝试新的教学理论和手段，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图：广州市执信中学
正如广州市执信中学副校长彭斌所说：“要改变一个长期在相同环境或者一种模式上的工作习惯，需要给教师足够的获得感与足够的危机感，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尝试去接触和接受前沿的理论和技术应用。”
为了给一线教师获得感和危机感，学校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自助餐式的教师培训、包教包会的信息技术培训，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教学比赛，将信息技术培训纳入考核范围等。但成效都不显著。
疫情之下的“停课不停学”是一次很好的契机，让师生被迫快速适应在线教学方式，但是疫情之后，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要走向常态化，终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正如广州市执信中学彭斌校长所言：“教育信息化的变革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是有先行先试，也应该是有区域的差异。无论是不同的学科，还是不同的领域。”
03
智慧校园建设依赖多方共同力量
智慧校园软硬件投入通常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同时要经过科学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不是学校，甚至不是政府主管部门单方面力量就能做到的。
建设一所智慧校园，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学校支持，还需要教育研究机构、技术专家、教育科技企业的共同谋划，以及师生、家长的积极参与。
图：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
有时，家长的态度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推进起到关键作用。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执行校长姜波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的学业表现持续‘出现状况’，老师再继续使用这些技术和设备，有的家长就会提出反对，将原因归咎为信息化的教学手段，认为是技术影响了学习成绩”。
有时，教师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很多智慧校园试点学校，办公系统被吐槽，教学平台被孤立，教学资源建好了，但没人用。录完了课放在那里，但学生点击量很低。教师经常向校长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发出这样的质问，势必影响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有时，教育研究机构很无奈，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手段不断被研究出来，但是对一线教师的触动微乎其微。
有时，校长很心酸，广州市执信中学副校长彭斌曾坦言：“我是很愿意去把学校智慧化的，但是我们的老师觉得智慧化对他来说帮助不大，拿支粉笔，拿个备课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有时，企业很茫然，明明在多所学校对一线教师做了大量的调研，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研发的平台和功能，换来的却是“教师想要的——没有，教师不需要的——太多！”的嫌弃。
到底，什么样的智慧校园是教育需要的？
广州市执信中学彭斌校长说：“一定要了解教育理论方面的顶层设计，才能够把信息化融入到现在的新课程基因。其次，一定不能够脱离了学校的使命。”
现在很多企业跨界做教育信息化，受到行业最大的质疑是“他们不懂教育！”那么，什么是教育？
首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使命是育人，而育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资本要快速获得收益的打法大相径庭。
第二，教育的需求很难捕捉，也不易精准匹配。教师与学生的需求是变化的、动态的，即使通过访谈也很难找到，很难精准分析。这与互联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精准推送广告和商品不一样。
第三，教育理论可以向专家学习，或引进教育专业人才，但是教育更重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校长、学校各部门负责人、一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环节上的各类人群的关注点和需求不一样，但又直接或间接影响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这种复杂的情况与其它行业不一样。
总体来说，教育信息化虽然是教育TO G业务的重点，但是推进的路径不会是大面积覆盖，而是先行先试，少数试点先行，再将试点的经验谨慎地小范围铺开。
